（转帖）十九世纪中期安徽基层社会的宗族势 (第2/3页)

间被害，其辞投报，杀人若干、焚房若干、抢货若干，官惟曰‘汝且回去，我替你办案就是了’，究未知获案与否”，“卒至养成逆叛，莫之能御”（注：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卷三二，《捻逆述略》。）。有“失事案件”，“辄互相推诿，以图免于处分，而盗贼即利此为窝矣。”（注：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二四，载于《捻军资料别集》第7页。）

    经济上，皖北大部地处淮北平原，以传统农业为主。嘉道时，皖北税亩13万6千3百顷，占安徽全省税亩32万7千顷的40.8%。然而一则皖北土地大多贫瘠硗薄，特别是蒙城、宿州、亳州、阜阳之地多有坚硬如石、大如瓜小如卵的砂礓，称砂礓地。砂礓地土层薄，非旱即涝，产量极低。还有不少不能耕种的盐碱地；二则皖北土地集中严重，租佃经营以剥削率高的分成租为主。皖北盛行的“拉鞭地”、“赔牛地”、“户下”三种形式，前两种是分成制，剥削率达40－70%，后一种是更为落后的佃仆制，农民生活普遍贫苦；三则清代商品经济总体上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了全国性乃至各个层次的市场网络。皖北也不例外，沿淮河及其支流的水陆商道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繁荣的市镇。诸捻会盟的雉河集，即是襟带二州一县（注：雉河集三街一巷——老街属亳州雉河堡；小街子属宿州曹寺村；姚街子和南京巷属蒙城县草桥村。）、水运发达的商业中心，集上有晋商的字号和会馆，也有本地大姓开的买卖，所谓“南王北马势力大，大桥头上数郑家”（注：《涡阳史话》第2页，政协安徽省涡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年编，内部发行。）。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之国家赋役征收的货币化，给皖北传统的农业经济带来深刻影响，其中消极方面，是进一步加深了传统农业人口的贫困化；四则皖北地处黄泛区，旱涝交替，十年九灾。每次灾荒灾民流离失所，卖儿鬻女，饿殍塞途，乃至“人相食”。即便城镇也凋残之至。如灵璧县“频年被水，日就凋残。邑无城垣，野无道路，田无沟洫，钱粮无仓库，士无学舍，养无济院，育婴无堂，地亩无鳞册，赋役无全书……”（注：民国《灵璧县志略》卷四，《艺文志》。）咸丰元年(1851)诸捻“大反”前一年，大雨成灾，民谣道：“咸丰坐殿闰八月，大雨下够两个月，黄河两岸开口子，人死大半显不着。”“大反”当年，又是大雨成灾。传有“当时人死了，就把尸首煮熟吃掉。蒙城城内，有卖人rou包子的”（注：张珊：《捻军史研究集》第35页，**************1994年版。）。

    政治上清朝政权的薄弱、统治的黑暗，给了皖北基层社会宗族势力发展的余地，使其具有更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经济上族人乡人生存基本条件的丧失和生存竞争能力的低下，使其更加增强了对宗族组织共生共存的纵向依赖。他们已不是习惯听命于宗族和族中大户、士绅、强悍者的统治和召唤，而是只有听命于、主动听命于宗族和族中大户、士绅、强悍者的统治和召唤。

    这里应该说明，一个宗族中既有穷人，也有富人；既有“日子主”，也有“穷光蛋”。确有族中穷人起来反抗本族富人，但多数是以族为单位共同行动——或结捻掠食；或结寨自保；或助官剿捻。如时人方江记载：皖北淮河流域颍上、寿州“捻匪啸聚，动辄累万，主之者多绅宦旧族。始以团练召集豪强，既而资粮不给，又闻皖宁皆陷，遂谓江南无长吏，纵之大掠，有十大帅主、十三天尊之号。掠四轮车数千，叠架为垒，借河为濠，官兵至则枪炮出自车隙，兵不能渡。”（注：方江：《家园记》卷二，载于《安徽史学》，1986年1期。）

    从捻军的情况看，其首领不少家境富裕，如韩老万家有180亩地；江老台家有200多亩地；张朝阶家有300亩地，张宗禹家有1000多亩地等。（注：马昌华：《捻军调查与研究》，《捻军调查记》，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而即便他们家境富裕，却有时与贫族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如大灾之年江集有3顷地的刘家、大韩庄韩老万家也是饿着没的吃（注：张珊：《捻军史研究集》第35页，**************1994年版。））；却时时以带领族人为己任。捻军首领张乐行可以看作是号召族人的典型。

    张乐行家住亳州张老家村，原较富有，其父张慰祖有140～150亩地。张乐行兄弟三人，大哥张问行过继给伯父；二哥张敏行搬至离张老家七八里的袁小楼岳丈家，当了几百亩地的大日子主。张乐行与二哥分家得70多亩地，据说还捐过秀才，有一首民谣谓“张乐行，鸿门监，自称盟主胆包天”。张乐行有影响、有势力，成为全族惟其马首是瞻的人物，除了经济实力较强外，还有两个原因。

    其一，张乐行为人仗义疏财，爱打抱不平，出了名的好“保事”。族人有了困难，他都会出钱出力为之帮忙、撑腰；有了纠纷只须找到他，三言两语便可解决问题。在如上述统治如此黑暗的皖北，有人能为族人说话，其意义绝对非同小可。时人蒋湘南曾写道：捻首“蚁拥蜂转，地方官莫敢谁何”，人们称其为“响老”。“响老者，人有不平事辄为之平，久之，赴诉者众，赞口洋溢轰远近，如风鼓雷鸣，则成响捻子也”。蒋湘南问乡人：国家为民设官，你等有事，为何不赴官而定要赴捻？乡人答：“官衙如神庙然，神不可得而见。司阍之威狞于鬼卒，无钱不能投一辞也。投矣而官或不准，准矣而胥或不传，传矣而质或无期，质矣而曲直又不能尽明。然已胥有费、吏有费、传卷有费、铺堂有费，守候之费又不可以数计。故中人之产，一讼破家者有之。何如诉诸‘响老’（捻首），不费一钱而曲直立判，弱者伸，强者抑，即在一日之间乎？”蒋湘南叹道：“捻子其汉代之游侠耶？当其闻难则排，见纷则能，不顾其身，以殉人之急，合于太史公所谓救急镇（赈）赡，有仁义行者。”（注：蒋湘南：《蒋子潇先生遗集》，《七经楼文钞》卷三，《读汉书游侠传》。）族人乡人恰恰尊称张乐行为“仁义光棍”而拥戴之。民谣说：“张老乐，会说做，四面八方送烙馍。”

    其二，张乐行能够为族人解决生存问题。清代全国划分11个盐区，规定各盐区的盐只能在规定地区（称引岸）限额出售，否则立捕严办。皖北地跨两淮、长芦两盐区，除宿州属芦盐区外，其他各州县均属淮盐区。芦盐价低味好；淮盐味苦价高。很多人冒险将宿州芦盐私贩到其他州县谋利求生。随着生存条件不断恶化，贩私盐发展到全村、全族或结成大规模的盐枭集团集体行动。张乐行故乡雉河集的地理位置尤其特殊，襟带二州一县，集北的鸿沟，既是宿、亳两州的界河，又是两盐区的分界线——沟北为宿州芦盐区，沟南为亳州淮盐区。张乐行一族穷人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