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十九世纪中期安徽基层社会的宗族势 (第1/3页)

    作者：毛立平

    19世纪中期，中国传统社会尚未从鸦片战争的打击下舒缓过来，其内部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和稍后在皖北兴起的捻军运动。原有的统治秩序被打破，上层政权特别是州县一级政权大面积坍塌，国家经制军队绿营纷纷败北，而基层社会的宗族势力则以各种形式凸显出来，有了更加引人瞩目的发展。

    安徽亳州、蒙城、宿州、阜阳、颍上、霍丘、怀远、灵璧等广袤的皖北大地，是捻军发祥和活动的中心区域。

    捻军前身称“捻子”或“捻党”（注：“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陶澍《条陈缉捕豫皖等省红胡匪徒折子》，载于《捻军资料别集》第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是结成“一捻一捻”，谋生、打降、抢掠、互保的团体，早于嘉庆年间便形成了规模，遍及整个皖北及豫东地区，以致出现整村整族均“结捻”的现象，所谓“一村有捻一村安，一族有捻一族幸。村有捻，外捻不入，曰：‘某某我们都是混家子’；族有捻，则曰：‘某某叔也、兄也，虽及第之荣不若是其赫赫也。’由此，庄族有稍悍者，众怂曰：‘何不出头混着！’既或帮以资粮，纠众而捻矣”（注：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卷三二，《捻逆述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特别是在北伐军进军皖北的推动下，捻首张乐行“与龚瞎子、王冠三、苏添福、韩朗子，各竖旗帜”，举兵抗清，先“纠邀”攻打河南马牧集，继围亳州13昼夜，后回师老家雉河集（注：一档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捻军》281号，《张乐行自述》。）。咸丰三年(1853)正月，皖、豫边境冯金标、张凤山，亳州宋洪占、陈起生、邓作仁、尹甲、王怀山、孙玉标、倪中平、朱天保，蒙城胡元众、张狗、史鸭、陈小爱、江怀勤，凤台刘洪立、王之重，宿州李殿元等18铺捻首于宿、亳、蒙共管亦即三不管的雉河集会盟，共奉张乐行为盟主，分五色旗，祭旗起事。从此，捻党成为捻军。

    无论捻党还是捻军，均有着深刻的宗族背景。

    聚族而居，是包括皖北在内的安徽极其显著的特点。一族一姓，经数十世，历千百年，不轻去其乡。“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仅从捻军看，张乐行始祖于明末自山西迁来，传至三世有大排行兄弟8人，后称“老八门”，到第五世繁衍为20门，除张老家外，分居在张楼、张单庄、张小庙、张双庄、张大楼、张大庄、张瓦房、张土楼、擂鼓张、洼张庄、小梁庄、甲庄、马套楼、上肘庄、梁园庄、胡庄等9里18庄，好几千人。龚德一族数千人；侯士维一族号称“9里13侯”数千人；苏天福一族数万人，分居百余村；任柱一族分布在蒙城、宿州，人数多得难以统计等。（注：张珊：《捻军史研究》第53页，**************1994年版。）各宗族同一男性祖先后裔的小家庭，具有相同性质的生产生活方式、观念意识（传统文化、风俗、归属感等）和血缘联系的纽带。皖北宗族没有皖南宗族那样严整的组织，但同样有共同的祖先、墓地、聚居村落，斩不断的血缘纽带、传统的孝悌观念，以及文化、娱乐、祭祀等方面的共同追求，水利、集市、治安等方面的共同利益，因此仍然成为一个个无形的整体，仍然习惯于听命宗族和族中大户、士绅、强悍者的统治和召唤。

    而19世纪中期战乱以前皖北的政治经济状况，更加强化了皖北基层社会宗族乡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加强化了族人乡人对宗族乡族的纵向依赖。

    政治上，皖北是清朝统治最薄弱的地区之一。自古以来，中国实行的是“国”与“家”的双重统治，在如此广袤的领土上，中央集权制行政的实际状态极为粗放。安徽县一级政权多数只有一名知县和一名不入流的典史；绿营兵额属全国最少者，共8千余人。（注：《清朝通典》卷三四，《职官志》；《清史稿》卷一一六，《职官志》；《清史稿》卷一三一，《兵志》；魏源《圣武记》第469－47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皖北的情况更差。从军政建置看，“东西方一千二百里，南北袤一千里”的皖北，康熙以前仅设一凤阳府，“知府鞭长莫及，巡历难周。”（注：《安徽通志》卷十七，《舆地志》，《建置沿革》。）后陆续增设，到咸丰初年定格在二府（凤阳府、颍州府）一直隶州（泗州直隶州）。时清朝分别以“冲”、“繁”、“疲”、“难”四字考量各府州县的状况，皖北凤阳府是安徽8府5直隶州中唯一四字俱备的府；灵璧、宿州是安徽55州县中仅有四字俱备的州县，然皖北13县3州所辖地域约为6万多平方公里，平均每州县约4000平方公里；安徽其他39州县所辖地域约9万多平方公里，平均每州县2300平方公里。（注：据《中国历史地图集》8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基层里社保甲等行政组织亦极其混乱。里甲自乾隆以来“章程大坏，钱粮同一里，而花户散处三乡，烟户同一册，而村庄参附各保，jianian民借此抗粮避差”，“公事无一不误，而百姓亦不得宁居”（注：民国《灵璧县志略》卷一，《舆地志》，《乡里》。）。保甲“华离参错，烟灶本属同村，门牌忽入他保。甚至有一村数十家分属三四保者”。“本村甲长不能约束，左右壁邻又不能稽查。平时则窝匪藏jianian，有事则巧为委卸”，“一遇报灾，点查饥口”，则“蒙混冒支”。“保甲原以防jianian，今则缘保甲以作jianian。”（注：民国《灵璧县志略》卷四，《艺文志》。）绿营则直至乾隆二年(1737)方设寿春镇，共马步兵3956名，减去属皖中地区的庐州、六安两营，加上属徐州镇的宿州营，皖北兵力约为4100余名。其中，寿州、宿州等重镇只七八百名；分到各州县城守汛的仅十几二十名。（注：光绪《寿州志》卷十，《武备志》，《兵志》；光绪《宿州志》卷九，《武备志》，《兵志》；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二十，《兵备志》。）皖北又是清朝统治最黑暗的地区之一。即便镇压捻党捻军最为狠毒、残暴的周天爵也说：“现在州县无一不是罪人！书役之毒，民间醉骨痛心。再加地方刁徒、凶棍，互相朋比，计一日所行之暗，不知损伤多少生灵。重以赋敛之横暴，以弟所处，只觉功少而罪魁也。”（注：周天爵：《周文忠公尺牍》卷上，《与同年王柳溪书》。）各级官吏惟以贪污勒索、欺压百姓为能事。催征赋役时，“指一派十，通同分肥”；“叫哮乎东西，隳突乎南北，遇人则拴”，“小民倾家破产，甚至流离死徙”。（注：光绪《宿州志》卷七，《食货志》，《徭役》；《蒙城县志》卷十一，《艺文志》等。）每遇词讼时，“纳钱请票，而数倍取偿于百姓”（注：黄钧宰：《金壶七墨》，《浪墨》。），“即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