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5章：苏亦关于数字卦的名场面 (第1/5页)

    我在北大学考古正文卷第275章：苏亦关于“数字卦”的名场面研讨会一开就是十天。

    每天不变的主体，就是学术报告。

    而且，都是在同一个会议上，也没有什么分会场。

    实际上，也没必要。

    与会人员，就六十多个，也不算太多，发言者在主席台上讲，大家在下面听，还要设置分会场，那就没多少人了。

    没有PPT时代的学术报告，谁要做报告都需要大量书写，又因为是古文字的研究，还需要准备文字拓片，也算是图文并茂，这也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每一个学者花费的时间都比较长，再加上提问讨论环节，分摊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时间就更长了。

    也造成一天的时间，做报告的学者，并没有多少人，难怪整个研讨会安排了差不多十天的时间。

    与会三巨头，于省吾、张政烺、胡厚宣三位先生，他们的报告都放在第一天。

    跟于张两位先生一样，胡厚宣先生也是考释文字，不过并非考释铜器铭文，而是做甲骨文单字考释。

    因为跟自己的研究方向偏离太多，苏亦听的一知半解，暂缺不表。

    实际上，甲骨文单字考释的学者，也不只有胡老，裘锡圭先生也写了一篇《说“弜”》。

    裘先生的文章是这样切入主题的。

    「甲骨卜辞里常见“弜”字，前人不得其解。1940年张宗骞发表《卜辞弜弗通用考》，指出卜辞“弜”字多用否定词。这是很重要的发现。但是他因“弜”、“弗”音近就断定二字通用，事实上这两个字的用法是有区别的。“弗”与“不”相近，“弜”则与“勿”相近。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里曾指出“弜弗通用”有问题，不过他认为“弜”在卜辞的否定词里应该“属于‘不“‘弗“一组”，仍然与事实不符。」

    这段话，就相当于摘要。

    先指出前人的考释成果，再列出自己的考释结论。

    此外，李家浩的文章《释“弁”》也是甲骨文考释。

    李家浩是裘锡圭先生的研究生，因此，治学方法也跟裘先生一脉相承了。

    不过后来，裘先生出走的北大到复旦的时候，李家浩并没有跟随过去。

    后世，裘先生出走北大，这事在学界也挺轰动的，有人说，裘先生几乎一个人就带走北大整个古文字专业。

    要不是李家浩还留在北大，估计一网打尽了。

    苏亦读书的时候还曾经看过他跟裘先生合作的《谈曾侯乙墓钟磬铭文中的几个字》，因此，对他的印象比较深刻。

    现在，又是作为北大的研究生参与古文字成立大会，也开始逐渐熟络，自然知道他的文章内容。

    他是小辈。

    学术报告安排的时间比较靠后。

    苏亦对甲骨文单个字的考释，不是很感兴趣。这玩意他太考究功底了，他就是半桶水，对上李家浩，他也只有听的份。

    相比较裘锡圭跟李家浩这对师生，朱德熙先生在战国文字方面的研究造诣更深，因此，他的文章《战国匋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字》也是专攻整个方向的。

    除了玺印、陶文，楚简、楚帛书、汉竹简、盟书和铜器铭文等方向，朱德熙先生都有涉略。

    后来，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还合著《望山一、二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算是北大中文系古文字方面主要学术的成果之一了。

    相比较中文系，考古专业这边就低调了很多，也不对，应该说更加接地气一点，比如高铭先生的文章《侯马载书盟主考》。

    先不说别的，仅仅从这篇文章的名字，苏亦就能够分析出好多学术八卦。

    一般来说，学界提及侯马出土的文书都会用“侯马盟书”来形容。

    因为1965年侯马盟书出土的时候，文物局谢辰生先生专程赶去侯马视察，并带部分盟书标本回京，给郭沫若先生鉴定。隔年，郭沫若就写《侯马盟书试探》一文。侯马盟书由此名扬海内外。

    在郭沫若先生之前，是没有这个称呼的。

    比如侯马考古队队长张晗先生在写关于这批文书的时候，也是《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这个标题。跟郭老的《侯马盟书试探》同时刊发在当月的《文物》期刊。

    《文物》月刊发出消息之后，第一位加入侯马盟书讨论的就是陈梦家先生。

    他1966年《考古》5期发表了《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该文指出盟书古称载书。

    唐兰先生跟郭沫若先生的关系有点微妙，很多学术上的观点是不认可的。

    因此，他在72年他在《文物》上写了一篇文章《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也没有用“侯马盟书”而是直接沿用陈梦家的“载书”。

    这篇文章，唐兰先生提出四个问题：

    一、主盟的人是谁；

    二、这次盟誓为的什么；

    三、在什么时候；

    四、在哪个鬼神前面盟誓。

    他觉得这个四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于是，他经过一番考释论证以后得出一个结论：

    “公元前424年，赵恒子嘉逐赵献子浣之事。”

    具体点来说，就是这次盟誓是由于赵襄子鞅死后，赵恒子嘉把原定的继承者而且已经继位的赵献子浣逐出晋国而自立，在即位时，为防范有人企图使赵浣普复辟而举行的。随后，由于有人策划使赵浣复辟而未逐，又举行了一次，但这次赵嘉为参加，仅由少数人自己做誓。

    时间，就是赵恒子的元年，晋幽公的十年，也就是公元前424年。第二次的自誓，则是同年较晚的时候。

    盟誓的对象自然就是皇君晋公举行的。

    为啥要说这些呢。

    那是因为高铭先生的《侯马载书盟主考》基本同意了老师唐兰先生的观点。

    不仅如此，后来高铭先生的学生冯石写了一篇《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也同意了这个观点。

    啥叫做学术一脉相承，这就是。

    那为啥冯石不再称呼“载书”而是称呼“侯马盟书”？

    那是因为到了87年，学界已经基本认同“侯马盟书”这个概念，唐兰先生也已经去世，没有必要标新立异，继续称呼“载书”了。

    实际上，1976年，张晗先生参与编著的《侯马盟书》就已经出版。

    这书之所以能够出版，也是运气使然。

    1973年9月11日蓬皮杜应邀访华，因为是第一个访华的法兰西首脑，这一次接待规格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