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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丁说，虽然美好的愿望常常被现实所击碎，但人仍少不了美好的愿望，因为人需要靠美好的愿望活着。现实是无法主宰的，如果能够主宰，龟儿子才不想进步呢。

    平日里总有许多话要说，真要说时倒不知从哪说起了。到底从哪说起呢？林一凡挠了挠头说，改革的年代，便从改革开始吧。

    那一年的改革，我仅以一分之差险胜对手如愿做了某所的所长。事后才听说，这是既定的事实，大家都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

    从这一点儿，便不难看出我的幼稚——只要不被明确地告知，凡事总懵懵懂懂难有自己清晰的意见；即使被告知，话稍有哪怕是该有的含糊便唯恐听错了似地再三追问而不能象现在这样准确地辨认，说白了，就是还不会独立地思考，或许这便是差别，尽管我不会承认。要知道，有人告知是件极不容易的事，这是朋友才能做的，不是说我没有朋友，而是我的朋友甚至还不如我，他们不可能了解如此高级别的人事秘密。

    在这里，且不多啰嗦，单说幸亏如此，且不说我指不定便会抑制不住自己说出来而xiele密造成一些沸沸扬扬的不利影响，必也会少了这么一段事后最值得回味和留恋但在当时无异于折磨的惴惴不安。

    这么说并非危言耸听，不妨关注一下我当时的表现：喜欢卖弄和引人注目，这正是不自信的典型表现，特点便是经常说或者编造一些自以为值得炫耀的事情，即使不承认或者不自觉，也只不过是为了以壮胆色。譬如受了领导无论该不该的训，虽也觉心虚和无用，却还要说一些“官大一级压死人”之类的牢sao话，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凸显自己。其实，不要小瞧了一级的差别，即使半级也足以压死人，那时，我只知有却并不理解这些话。所以，心里倒是安慰了，却是大忌，结果自是适得其反，适得其反也乐意。

    再回到当时的现场，我目光不时地瞄向稳坐于主席台上的书记。如何准确地表达我当时的感受呢？便这样说吧，些许期待，些许超然，心里空空的，茫然不知所觉。公布结果的时候，大厅里没有多少掌声，只有一片轻轻地唏嘘声。我知道，必是书记那张分量最重的票最终还是投向了我。

    后来才了解到，他们居然能从书记的神态和投票的姿势看出结果，我不信，必是因为心里有底而非真的有这样的功能，这样的功能或许是有的，但必需要修炼。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儿，他们在台下必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书记，因为之前的公开唱票中我与对手总在交替上升，而且我大概总要落后令人揪心的三两票。

    要知道，乡一级的站所虽只定格为稍大一点儿的机关根本不存在的正股级，但象我这样没根没底从最低层开始干起的人来说，往往是一生奋斗的目标。太了不得了。所以，当我郑重地从他手上接过聘书时，头脑里尽是报知遇之恩的事。

    无论如何，我都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现在再回想起来总觉自己是稀里糊涂的，不知大家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只要后来去想前面的事，常有不如现在这般清晰的感觉。只说我稀里糊涂地分配至安宁乡不足一年半的时间，尽管我竭力地恭敬着每一个人，哪怕是自认为地位下贱其实同样了不得的临时工，我还是成了最有争议的人物。

    当时对我投入最大关注的，有书记、工委、农委三派人。别不承认我关于“派”的叫法，我当时也不承认，但它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只要在同一系统里共事，难免感情便会亲近了些，即使彼此之间存有严重的分岐，为了系统利益也必须一致对外。否则，会被认作叛徒。在一个乡里有许多分工，每一个分工是一个系统；超过了乡的范围，乡便自动地变成了一个系统；系统无限大又无限小，以此类推。由于我开始编在了农委，所以，我应算作农委派的人。至于我与书记、工委派之间，正是我所要讲述的重点。

    我和书记之间，并非人们所认定的亲戚或金钱关系，只是他跟我的一个我甚至还不认识的街坊曾共过事，据说处得还不咋样。但我别出新裁地没有竭力地去纠正那些流言，说实在的，对于流言的那些，我虽有所认识，却仍是朦胧的，完全在凭感觉行事。人在缺少理智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决定应该是下意识的，所以，说“别出新裁”不为过吧。

    说起来，书记对我的关注竟是由一个不礼貌的电话引起的。有一天夜里，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反正夜已深透了，我正被一部小说引得入了迷，一阵突然的清脆的电话铃声唬了我一跳。那时，我还没有宿舍就住在办公室里，迷恋于刚兴起来的“够级”的同事因我经常不参加使他们凑不足六人无法玩而心存不满，便常开这样的玩笑，有时甚至冒书记的名。我抓起电话不耐烦地一连串吼道，谁啊？深更半夜打什么电话，有病！对方有点儿恼，反问，你是谁？我惯常地答，管我是谁,明知故问。他仿佛知道我要挂电话，忙说，别挂电话，我，老孙，党委的。以为定是又在开玩笑，我未及他说下去便质问道，你，老孙，就可以乱打电话？对方的语气竟一时间就能平静下来，却不失责备地说，你怎么这样打电话？等着，我这就过去。故伎重演，我怕什么，来吧。说实话，要不是那天我迷于书，这种毫无意义的斗嘴确让我度过了那段难耐的浮躁期。

    他真的来了，不想这次竟真的是老孙，我们乡的一把手书记，我那时还只见过他一面，或许他对我没什么印象，但我对他的印象却是深刻的，一把手哪，那时我认为的天一样大的官。或许一把手都该如此，这是一个不拘言笑严肃的人。

    我登时慌乱起来，象无意违反了课堂纪律的公认的一惯的好学生咋见到了老师那样，不知是该先藏禁书还是先语无伦次地辩白。

    他显然没容得我辩白，只瞟了一眼桌上的书，脸色已缓了下来，不经意地翻了翻我特意地经常堆到桌上不为了看莫名其妙地只为了彰显自己因好学而必定与众不同又常遭同事反感的形象的书（没办法，这是我当时最崇拜的一种形象。反感？那是因为他们不行，是嫉妒。其实，我又何偿在读？即便如此，也是只有有学问的人才能想出的办法，智商低的人想不出自要做不屑的表示），不仅没有想象中的愤怒反而难得温柔地问，你也有熬夜读书的习惯？我老老实实地答，嗯。但情绪绝对是可以感染人的，他的温柔让我终于鼓起仍难免要小心翼翼地反问的勇气，怯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