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9章：唐兰先生生平及学术贡献 (第4/5页)

，为万世开太平”。

    其办学旨在“研究本国历代之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

    因此，无锡国专主要讲授，五经四书、宋明理学、桐城派古文、旧体诗词，旁及《说文》、《通鉴》以及先秦诸子等。

    这就是唐兰先生早期的学术背景。

    至于，先生跟甲骨文的渊源，则从罗振玉开始。

    当时他收集罗振玉的考释，依《说文》体例编次，并有所订正，寄书罗氏，获得称许，并推介给王国维。

    于是唐兰从1922年始，每次去上海，必访教于王氏，得到王国维的悉心指导和帮助。

    毕业以后，他曾当过一段时间的无锡中学作国文教员。当年春，就被罗振玉荐至天津周学渊公馆开席授教其二子。

    他跟周一良先生的师生关系，也是这里开始。

    这期间，他也没闲着，1929~1930年，先生受周家之托主编天津《商报·文学周刊》和《将来月刊》期间，重理考证之学，先后发表多篇论作，内容涉及西周彝铭和敦煌文献。

    算是他的学术的真正起步阶段。

    1929年洛阳马坡新出土夨令方尊、方彝，他写过相关文章参加讨论，初次接触铭文，他就敏锐地提出铭文中“京宫”和“康宫”实是西周诸王宗庙的论题，这是他晚年全面阐述的西周金文断代“康宫原则”的滥觞。

    天津担任报刊主编的期间，让他名声鹊起。

    于是，1931年5月唐兰应邀到沈阳，同时，又在东北大学讲授《尚书》。

    这是他第一次当大学老师。

    结果，没当几个月，就遇上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之后，唐兰也只能取海路南归。

    1932春，应顾颉刚邀请，他在燕大、北大代讲《尚书》。

    秋后，入北大中文系任教，讲金文和“古籍新证”，又代董作宾讲甲骨文。

    随着影响的扩大，陆续接到清华、师大、辅仁、中国大学等校邀请，讲授古文字及《诗》《书》“三礼”。

    一时之间，让唐兰先生名声大噪。

    在授课之余，唐兰还着手编写多部教程。

    尤其是，1934年，他以在各校授课的讲义为底本，同时编著了《古文字学导论》和《殷虚文字记》两部著作。

    其中《古文字学导论》是现代中国文字学理论的开山之作。

    在后世，已经是古文字专业的学生必研习之作。

    1936年，唐兰应马衡之邀，任故宫博物院特约专门委员，对馆藏商周彝器展开研究，曾拟编《故宫青铜器图录》，因遭丧乱，其事中辍。

    这就是，他跟北大与故宫缘分之始。

    苏亦一边梳理着唐兰先生的生平以及学术成就，一边在翻看他的各种书籍。

    想要短短的一两个月内，全部弄懂唐兰先生毕生学问，自然是不可能的。

    好在，他的《古文字学导论》和《殷虚文字记》两本书，都是入门级的。

    对于现阶段的苏亦来说，已经没有阅读门槛了。

    梳理先生的生平以及学术成就之后，苏亦很明显就感觉出来。

    30年代，确实是唐兰一生学术事业和声望达到顶峰的时期。

    其中，两个标志性的事件见证了这个成就。

    一个是在1934年3月郭沫若先生发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特意找唐兰先生写序；

    另一个则是1934年11月北平来熏阁影印王国维生前在清华最后两年的讲义《古史新证》，整理此书的王氏助教赵万里出面请唐兰作序。

    两位近代中国古史、古文字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的著作连番请唐兰作序，显示了其学术成就在学术界地位之崇高。

    33岁，就达到学术生涯的巅峰。

    可想而知，接下来的后面40多年，唐兰先生在学界的影响力有多大了。

    30年代，是唐兰学术生涯中较为辉煌的时期，发表或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

    除了以上提及的著作，还有大量考释文章。

    这部分，就有点阅读难度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兰于1939年，在西南联大执教，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这一时期，他的论著不多，但仍有宏论问世。

    民国狂徒刘文典曾经说过，“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

    甚至，还说沈从文算个屁。

    仅凭这点，就知道唐兰先生的学问之大。

    抗战胜利后，唐兰返回北大，1947年代理北大中文系主任。抗战胜利建国前夕，是唐兰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高峰期。

    无论著作数量跟涵盖领域，都堪称黄金时期。

    其中，最为知名的著作就是《中国文字学》，这书，应该是唐兰一生撰述最完整、影响最大的一部文字学理论著作。

    多次出版。

    最新一版，就是一九七五年于香港出版。

    未来，更是多个高校相关专业的重要教材。

    苏亦也有购买。

    此外，论文涉及考古学研究的有《洛阳金村古墓为东周墓非韩墓考》；

    青铜铭文与石鼓文等领域的研究文章也不少，苏亦也都一一在文章列出来，一篇不落。

    要是有所遗漏，那就是他的失职了。

    1949年，唐兰受聘兼任故宫博物院设计员，1952年由BJ大学调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此后直至去世。

    从建国至“十年”前夕，唐兰发表或出版过一系列青铜器、古文字研究的论文。

    十年期间，前期中断研究。

    后期，也有少量文章发表。

    并没有完全停止学术研究。

    甚至，因为国家需要，这一时期，更多集中在考古领域。

    1972年《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考古三大刊陆续复刊。

    他又围绕考古新发现陆续有新作发表。

    比如，一九六九年，永孟出土于SX省蓝田县。他就写了篇《永盂铭文解释》；

    1966年陕西歧山贺家村发现的一批西周铜器里，有一个“史簋”跟故宫所藏的簋器物同款，于是，他就写了一篇《史簋铭考释》；

    侯马盟书出土之后，他就写了一篇《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他也有相关文章《座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他又结合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物，写了一篇《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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