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本行 （上） (第2/2页)
喘息，唯一的法定节假日是春节，开始于腊月十九，这一期间，要封印（印信不得使用），公事不得处理。直到下一年的正月二十，即开印，印信从新使用。 范文琪一开始雄心万丈，还坚持了十几天，按时办公。后来发现，交给书吏们处理也是一样的。又过了几天，实在懒得早起了，竟连早堂也省了。午堂和晚堂是实在躲避不了的，就花重金雇了六个省城的资深幕僚，替自己打理。 现在，除去每个月那固定的几天被正式安排用于接受百姓告诉（放告），知府大人必须在开早堂时接受诉状外。从农历二月到十月，即赋税征收期间，每月有几天专用于比罚（即对那些没有加速征收税赋的衙役或没有按时纳税的纳税人进行讯问和笞惩。）还有每月的初一、十五，州县官必须到孔庙和城隍庙拜祭。 除了上述这几件必须亲自做的事务外，范文琪终于腾出功夫，游历潮州的风光和名胜，和当地的士绅吃酒赋诗，相互应和了。 阎尔梅皱了皱眉，“于情、于理，还是亲历亲为的好！”明磊知道这是阎尔梅拘着面子，不好深说，便笑着问范文琪：“颉刚，你一年明里暗里的收入加在一起，不过一千两吧？有名的幕僚一下就请了六个，你请得起吗？” 范文琪苦笑道：“咳！一言难尽啊！六个幕僚，一人最少一年二百两银子，还有长随们呢，人家跟你不就为了钱，少说又是五百两。我倒好，一年干下来，净亏七百两。 璞麟你也知道，我顶多懒散一些，但cao守不亏，不会贪墨百姓，好在家道殷实，也没有什么！可那些家境不好的官员呢？想不贪都不行啊！ 我现在还真有些理解那些家境贫寒的贪官了。” 范文琪是这样，而陈于阶更是过分，到任伊始，就没怎么理政，全权托付给了阎尔梅。后来，在阎古古文集中有所提及，曾记述在岭东，他自己通常每天早晨要阅读和修改案牍公文，下午听审前要检阅案卷，退厅后要阅读当天送到他案上的全部卷宗。在他不得不迎送经过的上差和同级官员时，他总是携带着案卷并在舟车旅途中阅读。以便在他回衙后，连夜进行审判。
明磊听了范文琪和阎尔梅的叙述就乐了，俩人完全被书吏下了套，都还不自知，这些书吏的小伎俩，怎么能瞒得过来自现代的明磊呢？ 州县官作为外来人，并不熟悉该地方情况和问题，甚至连方言都听不懂。州县官除了可能与当地士绅来往之外，由于身份、等级的限制，几乎与当地百姓没有什么个人关系。 而书吏们，还有他们的家人、朋友、亲戚，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地区，虽然他们的服务期为五年，但实际上他们常常改名换姓地保留其职位。另一方面，一个州县官却可能被免职、调迁、普升，即所谓的“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 于是，政府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格局：不断更替且缺乏经验的州县官们，领导着一帮久居其位、久cao其事且老于世故的当地书吏、衙役等为政府服务的人员。 这种状况和现代的民主政治何其相似。不过就是把州县官换作某一执政党的议员，书吏们换作文官集团，欧洲、日本、美洲，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如此！ 仅以英国为例，保守党或工党执政不过四年，连任的机会一半一半，职掌某一部门的大臣并非通常对外宣传的那样，是什么民主选出来的精英！英国议会一共只有六百三十名议员，一个超过三百名议员的政党便组成政府，在这三百人里，三分之一的太老又太笨，不可能成为大臣，另外三分之一太年轻幼稚，也不可能成为大臣。于是剩下的一百多名议员正好填补了一百多个政府官职。实际上，毫无选择可言！ 而这些部门文官的头头们，从事行政事务工作超过二十年。在他们眼中，大臣们既未经适当地挑选，又未经适当地训练，于是他们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多的替大臣安排好，以便作出正确的决策。所以每一位大臣回忆他们的执政生涯的时候，结果不言自明，全是一事无成。 无论他们的出发点多么高尚，想法多么美妙，文官们都会用一成不变的拖延战术把它轻而易举的毁掉。 第一阶段：置疑该不该做。文官们会说政府才上台几个月，还有许许多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第二阶段：置疑该怎样做？如果第一阶段被突破，他们就会说，他们很欣赏这个意图，但这是不是达到目的的正确方法呢？ 第三阶段：如果大臣还没被吓住，他们立马将立足点转移到置疑该什么时候做。 第四阶段：许多大臣是不会到达这个阶段就裹足不前了。而一旦到达这个阶段，文官们会说政策上碰到了困难：如技术上的、政治上的或者法律上的。（法律上的困难最派用场，因为可以搞得使人完全不能理解，并且能够永远继续下去。） 第五阶段：即便有人坚持到了最后，由于开头的四个阶段已经耗费了三年时间，文官们会说：“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大选前的竞选时期了，这项政策即使获得通过，实施会在下一个任期，您肯定是下一任大臣吗？难道要白白便宜您的继任者吗？” 放心，整个民主政治训练的政治家都是利己主义者，决不会有人会自觉地为他人作嫁衣的！有这种愚蠢之极想法的人不是太老得不在意未来了，就是太年轻还不知道在意未来，所以，不可能成为大臣！ 关于这方面的书籍，明磊看过不少，没想到几百年前的明朝，也是类似的情形，看来书吏或者文官cao纵政府的这个老大难问题，还真是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