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见716涅槃_第六章、第五节 截获情报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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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第五节 截获情报 (第1/7页)

    夜。

    工作室。克拉拉打开台灯,书室里发出柔和的光亮。桌子上放着几张截获的日本电报,她望着毫无头绪的电文内容,深感破译工作的艰难。莫尔斯电码是世界通用的。全世界的报务人员都懂得这种电码。三十年代,美国人虽然能破译一部分日本的密码电报,但是,辨认密码和识破其中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克拉拉决心改变美国人的不足之处。她尽可能地使用她所学到的任何有关破译密码的方法,对这些密码电文做出独具匠心的精确识读,并就此作出分析。工作了一段时间,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密码电报的破译进度仍然进度不大。

    她疲倦地靠在椅背上,打开电扇,让柔发瓢动的微风吹着她发热的头脑。今夜,她更觉孤零零地陷入一场难解的密码游戏中,心弦绷紧得都快要断了,因为她手中掌握着暂时无法揭示的密电。刹那间,她预感到自己将馅如一场突发的变故中。阵阵凉风使她困乏的头脑开始清醒过来。

    间谍史在她脑间挥之不去,这使她不得不更加努力去思考这个问题。巴黎和会之后,美日关系每况日下,所以,她才重点考虑它,那期间,英日同盟也逐渐呈现出各种关系紧张的迹象,令她难忘。1921年,英日同盟解体时,皮戈特是出席四国条约谈判的英国军事代表团的日本问题专家。英日同盟的解体,对美国的严重影响,绝不亚于英国。然而,正是美国施加的压力,对该同盟的破裂起着重要的作用。有一个美国人站了出来,反对美国海军和******这种在两个盟国间制造分裂的灾难性政策。这个人就是弗雷德里克·穆尔,他声称:‘我深感美国迫使英国废止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之举,是外交政策的一个错误。英日同盟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那种持肯定态度的指控乃属不实之辞……英日同盟的废止,在日本人中间引起了震惊……这是日本转而单独采取行动的开端……此举在心理上为日本人沟通了与德国合作的途径……’。这样的思考让克拉拉着实头痛。事实证明,伊丹将军的预见证明是正确的。两名英国住日本的武官,描述了英日同盟破裂后的各种反应。皮戈特把喜形于色的美国人,描绘得惟妙惟肖,‘英国人看上去闷闷不乐,而日本人神情紧张,显出桀骜不驯的样子。’。伊丹说:‘你们英国人将会发现你们已铸成了大错。你们以为美国人会怀着满意的心情一笔勾销你们的战争债务。但是,他们不会这样做,我肯定他们不会这样做。为了赢得另一个人的垂青,你们抛弃了一个朋友,你们得不偿失啊。’。不久,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试图说服美国一笔勾销协约国的战争借款。但是,他的游说遭到了美方的断然拒绝,反而促使美国舆论疏远英国。因此,日本还注意到,获胜的协约国强加给德国的经济条款,简直苛刻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其赔偿要求是根本无法兑现的。英美的行径,使那个骄矜好胜的日本再次倒向德国。因为,德国曾在19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协助日本建立了陆军。后来,海军元帅查特菲尔德勋爵断言,英国已经把:‘一个久经考验的朋友变成了潜在的强大对手。’。因此,日本把破译美国和英国的密码列为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借以判明这两个国家的机密国情。负责这项工作的是隶属海军总参谋部第四部,即联络部的一个极为机密的‘特务班’。这个班有6名工作人员,办公地点设在东京海军省大楼里面,极端保密期间,外人根本不得见。不过有件事情,促使了日本外务省敦请美国人在通讯联络中,更为谨慎小心恐怕更加确切些。因此,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叙述说:‘日本政府有一位高级官员要送一封密信给我国政府,他们不想让日本军方(海军?)了解信件内容。在递交给我时,他要求我用绝密密码拍发,我说,那还用说,当然照办。’。在这种情况下,对另一方通讯联络的刺探已经使得人们能用推理的方法理解问题了。不幸的是,美国方面没有更多地回敬对方。这就是看不见摸不透的间谍战场……还有日本间谍机构将美国海军少校约翰·塞默·法恩斯沃克,一步步拖下水的间谍案例,让他提供绝密材料。最初海军部对他产生怀疑,是因为他总是纠缠不休地索取资料,说是‘给杂志写稿’。后来,一位高极将领的夫人汇报说,法恩斯沃克曾纵容她把某些海军文件拿给他看。于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同海军情报局配合起来,展开侦缉。1935年5月,他们发现法恩斯沃克曾借过一本海军手册《情报和安全机构》,并已复制另册,将它卖给了日本住华盛顿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这可是个令联邦调查局头痛的事情,海军情报局也深感不安,假如手册内容一旦泄露出去,美国舰队的作战战略就得重新修订。这些美国特工人员可不愿意让国家机密通个窟窿,最终,美国人终于掌握了足以依法逮捕法恩斯沃克的确凿证据,准备采取行动,但是到了这时,狡猾的日本人已偃旗息鼓,切断了同他的一切来往,弄得美国人也是痴心妄想。直到1937年,美国的律师才得以了结此案。因为法恩沃斯克一直拒不认罪,否认一切指控,他甚至还声称,自己是为了侦破日本人的间谍活动,才假装为他们效劳的。不过最后,他还是被关进了联邦监狱,这就是疯子出卖国家利益的结局。30年代中期,间谍案开始大泛滥,一方面导致了美国对海军情报局的拨款,以对付日本的威胁,同时,也使日本重新改组了它在美国的谍报机构。这个事期还有间谍案,却和前者大相径庭,和它有直接联系的不是日本,而是苏联。萨里奇是个俄罗斯血统的美国公民,曾为洛杉矶警察局效力多年,为了多挣钱,他最终又在海军情报局圣佩德罗分局找了个差使。他和苏联旅行社在洛杉矶的代理人米哈伊尔·高林一起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并定了罪。案情中提到的情报,证实了日本在美国西海岸的间谍活动。在墨西哥,日本人多方设法通过雅基族酋长乌尔勃莱招募雅基族印第安人,并通过这个个渠道,搞到了大量关于海陆交通和货物运输的情报。而且,这个时期德国谍报机构也和日本人小心翼翼地建立了联系。尽管这种联系,看起来没有得到全面的发展,但是人们还是怀疑,德国方面的联络官冯·凯特尔伯爵和他的太太,就是一对专门递送情报的交通员。但是,联邦调查局和海军情报局深感自己在人员数量上处于劣势。这种人员尤劣势的对比,让美国人少了底气。因为,每当他们打算逮捕一些人而需要一些后援,或者需要支持的时候,美国******所设置的障碍更是他们感到灰心丧气。但是,此时的克拉拉,为破译密电码并未灰心丧气,而是更加努力……她在努力回忆着……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语闪现在她的脑际:‘敌人有种种便利。他们在战前对于地形和条件早已进行过详细的研究。他们早已拟定了谨慎的、大规模的计划,指使特务秘密渗透,甚至暗藏自行车辆,以供日军自行车队之用。’。丘吉尔虽然说了这话,然而连他也无从知道,早在三十年前,日本就已经开始了在这里的谍报活动,不仅仅针对新加坡,而且面向整个东南亚地区。

    克拉拉也清楚:日本在新加坡的间谍活动,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20年代末期,日本在东南亚的谍报活动,主要侧重于商业情报,这同此后出现的贸易高潮无疑是有联系的。当时,日本军官可以在这块殖民地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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