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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循吏和干吏! (第1/2页)
刘健叹了口气。 他其实很想开口反驳。 但是问题在于,这汤昊说的可都是事实! 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前往曲阜祭祀孔圣,发现民生凋敝,百姓困苦,这是事实。 兵部尚书刘大夏于君前奏对,说出“天下已经民穷财尽”,这也是事实! 正是因为这句话,先帝爷才会大受打击,一病不起,然后撒手人寰! 那汤昊现在说的这些,是不是事实呢? 同样也是事实! 朝廷没钱,皇帝没钱,国库没钱,百姓也没钱,那么钱粮去了什么地方? 这满朝文武哪个不是腰缠万贯,哪个不是田地千亩? 有些事情,真不能被细想,越想就越让人绝望! 老首辅沉默了良久,随后竟是颤颤巍巍地跪倒在了地上。 “陛下,锐意革新,并非好事!” “国朝自土木之祸后,艰难维持至今,已经殊为不易了!” “一旦强行变法革除弊病,势必会引得朝堂动荡不安,天下为之不宁……请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啊!” 没错,刘健是一个循吏,也是个安分的内阁首辅。 “循吏”是什么? 太史公司马迁在《自序》里说,循吏是“奉法循理之吏,不伐 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 循吏尊重法治,讲究理性,遵守规矩;所谋在于长远,不追求当下的效果,不作浅薄的政治秀,所以没有耸动视听的效果。 刘健就是个循吏。 他这辈子循规蹈矩,维持大明王朝的运转,确实很难了。 要知道,弘治皇帝这位被誉为“中兴之主”的先帝爷,大明王朝的弘治皇帝,并非诚如史书所写的那般圣贤英明。 弘治皇帝在弘治八年以后,渐渐迷上了斋醮,从此内库开销剧增,孝宗开始不断地命户部将太仓库的银子纳入内库。 所谓“斋醮”,指的是一种道家法事,分为禳灾祈福的清醮与超度亡灵的幽醮两大类。 弘治八年三月,帝命户部运太仓银三十万两于内承运库备用! 弘治九年十月,帝命户部运太仓银五十万两于内承运库! 弘治十三年五月,五府六部众臣上疏言“近者额外三次取入太仓官银应用共一百三十万两”! 弘治十四年二月,户部又奉旨将太仓银四十五万两送内承运库! …… 弘治十七年七月,帝又取太仓银十五万两于内承运库支用! 弘治皇帝自弘治八年开始,至弘治十七年间,累计纳入内库银子,按最保守的计算也有四百万两之多! 而这些钱,全部都被他用来“妆造武当山神像,各寺观修斋赏赐”之类毫无意义劳民伤财的事情! 除此以外,这位“这位中兴之主”还到处建寺盖庙,为了烧炼之用,更是经常命人购买速香、黄腊之类物品,动则数千斤,撒出去的银子更是不计其数。 现在,你这位新帝问我,为什么国库空虚,为什么“天下已经民穷财尽”? 不要问我,问你父皇去! 刘健这些年做这個内阁首辅,表面上看似光鲜亮丽,实则却是有苦难言。 因为先帝爷对内阁生出了忌惮之心,所以他大多数时候都选择与刘大夏、马文升等六部尚书直接奏对,以此限制内阁权柄。 哪怕先帝爷临终之前,还不忘托孤于马文升,命马文升以“少师兼太子太师”之身统领六部,以此对抗权势日益增长的内阁。 为什么这个人,会是马文升,而不是他刘健这个内阁首辅呢? 因为内阁首辅刘健是个循吏,而吏部尚书马文升是个干吏! 所谓“干吏”,本指一种地位低下的官吏,后来则逐渐与“能臣”联用。 干吏一般娴于吏道,善应棘手疑难问题,善于规避法令,善于改革前进,也就是经常所谓的“能臣”。 循吏只会在规矩里面办事,在礼法人情的束缚里面,照章办事! 但是马文升是个干吏,从不畏惧任何权贵,也不讲什么情面。 初任吏部尚书,马文升就对弘治皇帝滥封传奉官提出异议。 所谓传奉官,就是不经过正常途径,由皇帝亲自传旨任命的官员,成化时最为盛行,说白了就是靠关系获得官职的幸臣。 孝宗初年统加裁革,但后来也加封赏,一次竟达八百人。 马文升说,减一官,朝廷省一官之费,于是在小皇帝即位之初,他按照孝宗遗旨,裁去传奉官七百六十二人。 而马文升考察官员时也从不讲情面,对于内外官员的考察,他也很严厉,一次汰罢朝觐官员二千余人! 如果他刘健坐到马文升这个位置上面,肯定是不会这么做的,也不敢这么做! 所以,马文升能得弘治皇帝的器重,临终托孤,而他刘健不能! 这就是循吏与干吏的区别! 现在刘健这个循吏,就是在提醒小皇帝,不要贸然变法,一朝不慎就会满盘皆输,本就日显倾颓的大明王朝将会更快衰败! 但汤昊听到这话,却是陡然发出了一阵大笑。 “哈哈哈……” “元辅大人,您真是“目光长远”啊!” “明明看到这大明王朝千疮百孔,却不想着去弥补,反而是想着如何遮掩!” “您怎么就没有想过,这是在损耗大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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